县级一把手既意味着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又意味着权力不小，甚至“我的地盘我做主”；少数一把手在大权独揽之后，也为缺乏制约的权力所害。记者近日走访部分落马干部发现，这些当年的县级一把手们，如今在监狱中反思最多的，除了自己的贪欲，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诱惑。

　　“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

　　“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接受采访的落马一把手们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正是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算话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是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目的就是希望“书记在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关心和支持”。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在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绝对的拍板权让他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到县里搞开发的房地产老板先后送上100多万元，希望得到他的“关照”。

　　一把手权力炙手可热，一旦有人敢于坚持原则，提出不同意见，往往会遭到排挤和打压。记者了解到，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位时，曾经在县委常委会上呵斥发表不同意见的县长：“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等你当了书记再当家吧！”这名县长为此气得大病一场，后来主动要求调离。如今因受贿在监狱服刑的这名原县委书记对记者说：“书记和县长区别太大了，书记说了算是规矩。”

　　一把手在一个地方干得越久，往往一言堂的情况就越突出。四川省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回忆说，在当了6年县委书记后，几乎所有的下级都是他提拔的，都对他感恩戴德，他每次民主测评都是满票，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没有半个反对的声音，“到后来都不需要说了，我使一个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办”。这名37岁就当上县委书记的被采访者说，听到的都是颂扬，看到的都是笑脸，那种状态让人很容易飘飘然，不知不觉间自己从自信、自负走向狂妄，出事就成了必然。

　　记者点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些落马官员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有的还曾经是“优秀县委书记”，但他们最终因缺乏监督的权力而迷失自我。这些落马干部的经历，提示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制度上的漏洞。

　　“权力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

　　接受采访的落马干部表示，近年来，国家对规范权力运行和强化监督出台了很多制度和规定，但在一些地方作用有限，某种程度上处在“空转”状态，甚至“民主程序”“集体决策”成为乱拍板、乱决策的“挡箭牌”。重要决策大多是一把手在小圈子内商定好后，再冠冕堂皇地走程序，其他班子成员都心照不宣，形成了“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的潜规则。

　　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举例说，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从程序上要求一把手最后发言和班子成员票决，但在上会之前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条件没有成熟绝对不会上会，哪怕禁止一把手发言也一样会通过，“票决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党委班子也就9个人，谁投了反对票一目了然”。

　　重庆一落马干部告诉记者，从他任区长近10年的经历看，“很多时候，权力的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比如，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区长管政务是明确的职权划分，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透露，在“权力寻租”高发的重大工程招投标上，县委书记为了避嫌，一般都不会担任招投标领导小组成员。看起来一把手没有插手，但实际上，自己想让哪个企业中标，可以冠冕堂皇地向招投标小组“推荐”某某企业实力强、质量好，而招投标领导小组组长一般都是县长担任，“他敢不听一把手的话”？

　　记者点评：权力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表明，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不可能对一把手权力形成真正的监督。

　　“失去监督使县级一把手成危险岗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现在一把手是高风险岗位，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国防方面没权外，其他几乎都能管，权力大，监督少，出事概率就高。和他同一期参加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的6名县委书记，目前有3名“同学”与他在同一所监狱服刑。

　　记者采访这些落马干部时深深感到，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亦进入了深水区。如果仅仅将腐败频发的原因归结于干部信仰缺失、腐化堕落等个人因素，往往会掩盖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就像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所说，干部前“腐”后继，也要从制度上反思，权力监督和制衡是不是远远不够？

　　反思自己的堕落历程，许多落马干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权为民所用”，必须要解决干部“只唯上、不唯下”或“多唯上、少唯下”的问题，让民意真正能够影响干部的前途。

　　“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跟上级关系不好，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谈教训时说，除了上级之外，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想法，老百姓的意见，听听就行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尤其是在征地、拆迁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只要上级有要求，这些一把手们的选择往往是以损害群众利益换取上级满意。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说，开发区征地拆迁量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矛盾多，是“照顾领导意图，还是照顾群众利益”曾让他很难决策。作为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也认为上级定的补偿标准低，对农民不公平。但为了自己的“位子”，补偿标准再低也得强制执行，不行就调集公检法队伍对付老百姓，有人到北京上访就截回来。

　　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认为，现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还是存在一言堂现象，用干部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如果领导有眼光，用了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干部，这个地区就稳定发展，反之就不断折腾。他说：“什么时候干部升迁由多数人说了算，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选拔，官场生态就会更加健康。”

　　记者点评：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使官员们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政府改革向县治突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干部体制改革。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半月谈》2011年第1期/记者 黄豁 殷耀 叶建平）